《玩偶之家》简介、创作背景、人物介绍--免费教学资料

《玩偶之家》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·易卜生创作的戏剧作品。该戏剧是一部典型的社会问题剧，主要围绕过去被宠的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展开，最后以娜拉的出走结束全剧。《玩偶之家》戏剧，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，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，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，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、法律、道德提出挑战，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，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。

《玩偶之家》是一部三幕戏剧。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，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，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。多年后，海尔茂升职经理，开除了柯洛克斯泰，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，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，骂娜拉是“坏东西”、“罪犯”、“下贱女人”，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，而当危机解除后，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，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“玩偶”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，当她丈夫的自私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，最终断然出走。

挪威长期受到外国的奴役和控制。从14世纪到19世纪初，挪威一直是丹麦的附属国，经历了400年的黑暗；1814年，摆脱丹麦统治后，又被迫跟瑞典合并，直到1905年才宣告独立。挪威国家地处欧洲边陲，交通不便，人口稀少，加之自然条件较差，遍布冰川和山谷，因而经济发展比较迟缓，资本主义出现较晚。另一方面，挪威从来没有农奴制度，农民一直有人身的自由权。几百年来，构成了挪威社会主体力量的是自然状态的小农和中小资产阶级。“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”，他们受封建的压迫和大工业的冲击较少，眼界虽然狭小，但“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和独立的精神”。挪威社会的这种历史和阶级状况，为易卜生的资产阶级个性反抗思想，提供了客观条件。

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，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，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。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，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。“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。”

易卜生的创作生涯，是在1848年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影响下开始的。作者经历了家庭破产，同时他在药店学徒受人歧视。作者表示：当时世界为革命思想所激荡，他跟那个小社会，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。他为营救一个受迫害的作家，参加过请愿游行，协助社会主义者，做过革命宣传工作，从而使其创作，一开始就同民主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。易卜生创作《玩偶之家》的1879年，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。易卜生先后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——卡米拉·科莱特和奥斯塔·汉斯泰。前者激发了他写《玩偶之家》这个剧本的热情，如1889年，他给女权运动活动家的信中所说：“您开始通过您的精神生活道路，以某种形式进入‘我’的作品。”随后，他们发动的强大女权运动，给易卜生以巨大的鼓舞，更促使他以自己的作品来支持妇女解放运动。

独特的政治、经济、历史条件，决定了“在这个世界里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独立的精神”，“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，是真正的人”。易卜生诞生、成长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，他的身边还活动着一些“真正的人”。即使作者后来侨居西欧，不难想象他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对“真正的人”的美好回忆。这就使他有可能在早中期作品中，一方面，对资本主义人性丧失的现实进行无情地批判，呼唤真正的人的复归；另一方面，又塑造具有人的尊严、道德、情感和期盼以及精神尚未枯萎的正面人物。《玩偶之家》戏剧，是根据作者的朋友劳拉的一段真实遭遇写出来的。

娜拉单纯善良，优雅可人，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对海尔茂忠贞不渝的感情，她的爱是博大无私的，不求回报的。婚后第一年，海尔茂得了重病，而医生告诉娜拉只有去南方的意大利疗养才能使他康复。他们当时的境况十分艰难，娜拉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，去借贷，并伪造父亲的签字，因为她同样不想烦扰当时已经垂危的父亲。娜拉伪造签字触犯了法律，她无奈之下的举动却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最直接的体现。她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，去救治自己的丈夫，为了不让丈夫为此感到不安和耻辱，她独自保守着这个秘密。后来，为了还债，她不得不从事一些劳累的抄写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最后终于偿还了贷款。

始料不及的是，债主竟以她伪造签名来要挟她。当她意识到自己保守的秘密即将暴露时，从当初的坚强果敢一下子转变为焦虑不安。她的确是个不谙世事的“大孩子”，面对债主的威逼利诱，她不知道该如何应付，她甚至想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，以自杀来逃离现实的残酷，只为不让丈夫因此而受到任何牵连。即使身处险境，在娜拉的内心深处，她仍然祈祷着海尔茂能坚定地同她站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，当海尔茂从债主的第一封来信中了解到情况后，冲着娜拉咆哮不已，痛斥她是一个“爱撒谎的人”、“伪君子”，是个“下贱女人”、“犯法的人”，因为娜拉的丈夫意识到，他自己的名誉及地位受到了威胁。娜拉的丈夫甚至觉得娜拉的“无耻”行为会影响到三个孩子，担心他们也会沾染母亲撒谎的“恶习”，还警告娜拉要远离他们的孩子。海尔茂对娜拉态度的突变，击溃了娜拉心底的防线，娜拉终于在这不堪入耳的叫骂声中醒悟过来。

娜拉虔诚祈祷过的奇迹在海尔茂的疯狂咒骂中灰飞烟灭，她对丈夫惟命是从，对家庭任劳任怨，对子女尽职尽责，这种不求回报的付出，在丈夫的眼里苍白无力。她知道丈夫并不是真正爱她，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偶，在这个家里，一切都得服从他，丈夫喜欢什么，做妻子的必须“爱屋及乌”，娜拉看清了自己的地位，如同一个奴隶一样，任人摆布。娜拉和海尔茂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情，婚姻对他们来讲更多的只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。在娜拉的记忆里，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聊过正经事儿，因为海尔茂根本就不拿她当个大人。当她回想起曾经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自己是个“泥娃娃孩子”，跟海尔茂结婚以后，又变成了他的“泥娃娃妻子”，从头到尾，她始终是个玩偶，只是从父亲手里换到丈夫手里而已，不论在谁手里，永远都逃脱不了被支配和摆布的命运。

海尔茂一方面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，他还是一个男权中心思想的拥护者。海尔茂表面上很爱自己的妻子，愿意为她花钱，可实际上他只把年轻美貌的妻子当做玩具，叫她“小鸟儿”“小松鼠”。从来没把妻子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，不允许她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，连娜拉喜欢吃杏仁甜饼干，他也要干涉。在家庭中，海尔茂处于支配地位，控制着一切，连信箱的钥匙也“老是在他手里”。对于爱情，海尔茂是自私的，对于友情，他也是极端虚伪的。他辞退柯洛克斯泰的真正原因，不是因为柯洛克斯泰曾伪造过签字，而是因为柯洛克斯泰曾是他大学里的同学，并同他有过一段交情。他对柯洛克斯泰常常与他称兄道弟，叫他的小名，大为不快，他觉得这样会有损自己经理的尊严，动摇自己的地位。他非常气愤地对娜拉说过：“他随便叫‘我’的小名儿，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。他最爱同‘我’套亲热，托伐长，托伐短的叫个没完。你说让‘我’怎么受得了。要是他在银行待下去，‘我’这经理实在当不了”。仅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海尔茂不惜断送同学和朋友的地位、前途和名誉。

同样，对于经常来往的老朋友阮克医生，海尔茂也表现得非常自私和冷酷。阮克医生病入膏肓，将不久于人世，特意深夜赶来向海尔茂夫妇诀别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海尔茂非但没有一点儿的悲痛和怜悯，还竟然想着男欢女爱的事。娜拉对此感到异常气愤：“想着快死的朋友，你还有心肠陪‘我’？”海尔茂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。同时，海尔茂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他曾对娜拉说：“娜拉，你知道不知道，‘我’常常盼望着有桩危险的事情威胁你，好让‘我’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。”话音刚落，当他看完了柯洛克斯泰揭发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信，当他自己的名誉、地位受到威胁时，他就原形毕露，像一条疯狗一样地乱叫起来，辱骂娜拉是“伪君子”“撒谎的人”“下贱的女人”“是个犯罪的人”，他愤怒地指责娜拉：“你把‘我’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，‘我’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。”为此，他还宣布剥夺娜拉教育儿女的权利，说今后“孩子不能再交到你手里”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而止，几分钟后，当海尔茂再次收到柯洛克斯泰退回娜拉借据并表示歉意的信时，感到自己“没事了”，安全了，又对娜拉笑脸相迎。还说，只要娜拉和过去一样依赖他，他就会指点她，教导她，他说自己的肩膀很宽，可以保护她，就像“保护从老鹰爪子底下救出的小鸽子一样”。总之一句话，他还希望娜拉继续做他的“小松鼠”，做他的“玩偶”，当他的“泥娃娃老婆”。此时，海尔茂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，在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一颗无比丑陋的灵魂。

林丹太太对待亲人的态度，以孝为先，以自己家庭为重。她不仅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，母亲的重要助手，也是弟弟们心目中的好姐姐。林丹太太在嫁给林丹先生前，曾经有一个情人，就是柯洛克斯泰。由于她娘家的经济状况不好，母亲体弱且有病在身，两个弟弟年纪还幼小，而情人又没有能力帮助扶持，她便嫁给了林丹先生。后来丈夫去世，家中又变得穷困不堪。经过林丹太太的一番艰苦努力，终于使得患病的母亲，在去世前过上了几年的好日子，弟弟们也可以做事情了。对林丹太太来说，“不缺少日用必需品至少是桩痛快事”。

柯洛克斯泰，律师，和海尔茂就职于同一银行，并且业务能力强。犯过伪证罪，而且喜欢散布谣言，是个没有道德、品行堕落的人。柯洛克斯泰是海尔茂大学的同学。当柯洛克斯泰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时，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，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，甚至不择手段。他威胁娜拉，“即使你有法子，现在也不中用了。不论你给‘我’多少钱，‘我’也不会把你的借据交还你。”在利益的驱使下，柯洛克斯泰贪婪人性和报复的心理表现了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