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促织》结尾漫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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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上传者：admin 日期：06-06-08 |
《促织》结尾漫议
吴九成
关于《促织》的结尾，历来存在争议。一些持否定观点的同志们认为：《促织》最后拖了一条“光明的尾巴”，作者“庸俗地给他（指成名）安排发财致富的结局”，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；《促织》“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封建帝王，”“丝毫没有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”，“更不想触动封建制度的一根毫毛”，末尾的议论“只是立足于劝诫”。这种观点，很有必要议一议。
先说那条“光明的尾巴”。
为了研讨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必须从作品本身的实际出发，弄清以下几点：成名的“喜剧”结局是现实的，还是虚幻的？是必然的，还是偶然的？是普遍性的，还是个别性的？《促织》的结局到底是“喜剧”还是丑剧？作者对这场丑（或“喜”）剧是颂扬还是批判？弄清了这几点，也就容易明白这条“光明的尾巴”到底有什么作用了。
作者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读者，成名因无法贡纳促织而“忧闷欲死”，后又被“杖至百”，“两股间脓血流离……转侧床头，唯思自尽”；成子因蟋蟀“股落腹裂”，吓得投井而死，成名夫妇“抢呼欲绝”，终日“茅舍无烟”。统治阶级为了一只小虫逼得成名家破人亡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。可是，成子身化促织的事情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，由此而带来的荣华富贵，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，作者本人也未尝不了解这一点。那么，作者为什么要在此处“弄虚”呢？“弄虚”是为了“写实”。作者的意图就是想证明：成子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变作一只小虫去让皇帝赏玩，可见皇帝所玩之小虫者，实为民命也；皇帝玩民命如玩小虫，何等可恶！如若成子不用生命化作小虫，则其父之老命必送矣——“杖至百”和“唯思自尽”的前文不是交代得一清二楚了吗？很明显，成名“喜剧”结局的虚幻性，正强化了成名悲剧发生的现实性。
即使成名因祸得福是真事，这对于受尽压迫剥削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来说，也只是个别的、偶然的现象。这个结论，作者自己已经点明。他在文章一开始就交代：“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”在末尾的议论中又指出：“独是”成氏以促织富，“当其为里正、受扑责时，岂意其至此哉！”这就明白告诉读者：由于封建朝廷的荒淫无度和残酷压榨，老百姓“贴妇卖儿”、倾家荡产是必然的、普遍的，而发财致富则是偶然的、个别的。成名可以因贡纳了一只好的小虫而“裘马扬扬，”那么，其他人也就必然会因无法贡纳一只好的小虫而倾家荡产，百姓的生死祸福，都系之于区区一只小虫！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，已经荒唐到使百姓难以聊生的地步！可见，作者给成名以一个“喜剧”的结局，决不是没有看清当时的现实；而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。
还必须指出：《促织》的所谓“喜剧”结局，实在是作者所嘲讽的一出丑剧。清人冯钲峦在评注本篇时，就曾指出：“抚臣名马，邑宰卓异，成生入庠，皆题后背染之法，然调笑不小矣”；清人但明伦也看出了作者如此束笔的真正意图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这是作者的“毒骂”。这些蒙恩受荫者，不是由于在战场上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不是由于在理政上取得了可观的政绩，也不是由于在闱场上忽然写出了一鸣惊人的好文章，仅仅是由于向皇帝进贡了一只蟋蟀！作者安排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丑剧收场，无非是要告诉读者，统治集团的上上下下，不是沉湎于声色狗马，便是致力于阿谀奉迎，已经腐败透顶，难于收拾了。细读《促织》的结尾，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笔上“针针从棘”的芒尖，也不难嗅出墨中呛喉刺鼻的辣味。
再说作品的“矛头”。
这本来是个很明白的问题。作品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：“岁征”促织是由于“宫中尚促织之戏”，这就挖出了导致百姓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的总根子。作者生怕读者忘记了这一点，又在末了的那出丑剧中让皇帝担任了“总导演”，特地写明是“上大嘉悦，诏赐抚臣名马衣缎”。一首一尾，明白无误地揭露了皇帝既是那些悲剧的制造者，又是这类丑剧的导演者；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、腐败、罪恶，正集中地体现在最高统治者身上。这是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倾向。有的人之所以认为《促织》的矛头没有指向皇帝，是因为只注意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故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”，似乎是在劝诫而未痛骂。殊不知，“皆关民命”一句，由于有了成子投井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作佐证，已经是极其尖锐的抨击了，怎能说矛头不是指向皇帝呢？即使那“不可忽也”一言似有劝诚之意吧，抨击之中有劝诫，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矛头没有指向皇帝。分析作品必须立足于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倾向。再说，蒲松龄也不是没有骂过皇帝。他不但骂过，有时甚至骂得很厉害。在《增补幸运曲》（俚曲）这部作品中，他就曾借百姓之口，大骂明武宗道：“这个朝廷精混帐，只管他闲游闲耍，那知道百姓遭殃！”《聊斋》中的《局诈》、《张鸿渐》等篇，矛头也都是针对封建帝王的。在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作家中，敢于直接把矛头指向封建帝王的并不多见；蒲松龄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此尖锐地批判封建帝王，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还有一个与“矛头”有关的问题，这里需要顺便说一说。
有人认为：《促织》“不仅丝毫没有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，反而把成生的逆来顺受视为‘长厚’”，可见作者“不想去触动封建制度”。作者在末尾的议论中确有“天将以酬长厚者”一语。但作者为何把成名称为“长厚者”，这就很难说了。《促织》中，作者没有写成名的反抗，这固然是事实；但作者也没有去赞扬他的逆来顺受，这也是事实。因此，“未写反抗”决不能成为指责作者的理由。再说，短篇小说只能从某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生活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什么都写，《聊斋》中的四百九十一篇作品，每篇作品都各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。就《促织》而言，它与《聊斋》中的《冤狱》、《石清虚》、《潞令》、《韩方》、《申氏》、《乱离二则》等许多作品一道，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尖锐的阶级对立，组成了一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形象图画，为描写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，有自身的艺术价值，我们不该去求全责备。事实上，《聊斋》中有不少写人民反抗斗争的作品。《王者》、《梦狼》、《红玉》、《窦氏》、《商三官》、《田七郎》、《张氏妇》等等，就塑造了一系列封建压迫的暴力反抗者形象。因为作者已经清楚地看到：“天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”（《梦狼》），整个社会，“沴气冤氛，暗无天日”，竟是一个“毫白皂白”的“强梁世界”（《续黄粱》、《成仙》）！在这样的社会里，人民群众当然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。正因为如此，当《红玉》中的侠客夜刺县令而未中时，作者很惋惜地喊道：“惜乎击之不中！”写完田七郎杀贪官、斩恶豪的故事后，他又慨叹道：“世道茫茫，恨七郎少也。悲夫！”——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：作者更多的是主张积极的斗争而不是消极的哀告。这是蒲松龄思想上的主导方面。对此，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价。了解了这些情况，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《促织》的结尾也许是有帮助的。
至于说到蒲松龄“不想去触动封建制度”，那倒是确实的，尽管他在《促织》中批判了封建帝王，在其他作品中也写到了人民的反抗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：某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，总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。封建制度的变革，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确实需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，才会由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来提出这一历史的要求，并付诸行动。十七世纪，即蒲松龄所生活的那个时代，中国尽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但生产力的发展还未达到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段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出现，怎么能要求那个时代的人（不管是蒲松龄，还是其他人）去“触动”封建制度呢？他可以揭露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病，甚至可以对这个制度提出血泪的控诉，但他无法触动这个制度，更谈不上科学地指明这个制度的替代物。这就是历史的局限。如果因为这一点而责备作者，那只能是超越历史的苛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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